9月6日上午，意大利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院政治和科学系菲利浦·施密特教授在我校中心校区东荣大厦为全校师生做了一场题为“民主化与国家效能之间的关系”的学术讲座。此次报告由金沙集团1862cc成色和金沙集团1862cc成色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联合举办。金沙集团1862cc成色博士生导师王彩波教授主持了本次报告会。

菲利浦·施密特教授首先对于“民主化”和“国家效能”这两个概念进行阐述。他指出，他所讲的民主化是有关于当代民主化的发展问题，主要是1974年葡萄牙实行的民主化之后，有一百多个国家走向了民主代议化过渡的过程。关于国家的效能，他认为不同的国家有其不同的职能和任务，地缘政治的位置不同，国家的效能也有不同的表现。国家对GDP的掌握能力体现在国家的财政收入是国家能力最好的指示，而国家对财政的开支占GDP的比例是关键。另一方面，国家通过对经济行为的规范化可以增强国家的合法性，可以两者之间进行互补，欧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

其次，菲利浦·施密特教授结合现代化讲述了民主化、国家效能之间的关系。他认为，我们不能忽略现在化与民主国家效能之间的关系，无论从数据上还是逻辑的关系上看，发展现代化对民主和国家效能都有相关的作用。现代化与国家效能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，一方面，现代化的发展促进了国家效能的提升，因为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，公民更加需要公共产品，他们的需求量要高于国家的供给能力。另一方面，在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，公民对于私人产品的需求会更高，因为公民收入增加了，可以自主性选择公共产品，这样转化为私人活动，不利于国家效能的提升。民主化对国家效能是否有正面意义，这涉及到合法性的问题，民主化可以产生更大的合法性，促进国家效能。从民主理论上来说，民主国家可以更好的通过直接税收的方式来增加国家效能。

再次，菲利浦·施密特教授介绍几个发展的模式，第一个模式是所谓的理想自由主义曲线。在自由主义设想之下，在民主化开始之后，以国家收入为代表的国家效能会剧烈下降，到低谷的时候可能会反弹，但还是保持下降的趋势，这就是理想自由主义的曲线。第二个模式是民主社会主义模式，在民主化之后，国家财政收入与国家效能显著下降，较之理想自由主义者曲线来说，下降度要慢得多，利用前政权所遗留下来的福利体制，促进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，同时又使经济获得显著发展。然而，无论是哪种曲线图模式，都有一种剧烈的下降的曲线，即“背值谷”。问题并不是民主化使国家效能剧烈下降，而问题是这个时间段有多长？这才是问题的关键。

最后，菲利浦·施密特教授对本次讲座的主题进行了简要的总结，强调从长期来看，民主化可以增强国家效能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，使公民可以自愿自主地加入到政治过程中，从短期来看，后共产主义国家在短期过程中关系非常复杂。菲利浦·施密特教授一一回答了同学们关于民主化、国家效能的问题，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。（金沙集团1862cc成色刘向东）